原文

读书必知书,枯蘖不足斧。
只词诣微隐,连轴皆剩语。
枚生老宾客,笔力散雹雨。
吴梁两骄王,横甚阚哮虎。
编须笑直前,调度岂儿女。
刈萧培芳荪,远郑进韶舞。
斯文岂徒然,丹石起病窳。
操瑟走齐门,托身恐非所。
老濞竟斧砧,埋骨无块土。
梁亦殒牛祸,庙社几夺主。
至今存遗编,快读气屡鼓。
长卿素佞人,清芬愧兰杜。
长门赋淫僻,主心侈莫禦。
百年校贤鄙,何啻蹠与禹。
黄郎眼如月,妙义窥肺腑。
拈出标雅箴,霏屑纷落锯。
枚生其伯仲,犬子但牧圉。
七言古诗 人生感慨 友情酬赠 咏史怀古 抒情 文人 旷达 沉郁 激昂 议论 说理

译文

我友黄仲秉读到枚乘《七发》中‘幽深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美色是砍伐本性的斧头’等句,有感而作诗给我看。我认为枚乘曾侍奉吴王,后又离开去了梁国,这些话大概是为这两位君主而发的吧?至于贤能的司马相如,其《长门赋》的格调就相去甚远了,因此我依原诗韵脚写下此诗,以申明我的看法。 读书必须真正理解书中的深意,枯朽的枝条不值得用斧头去砍伐(比喻无价值的言论)。只言片语若能触及精微隐晦的道理,那么连篇累牍就都是多余的话了。枚乘作为老练的门客,笔力雄健如冰雹骤雨。吴、梁两位骄横的诸侯王,气焰嚣张如窥伺咆哮的猛虎。枚乘却能捋须谈笑,直面进谏,他的谋划安排岂是妇孺之见?他致力于铲除奸佞,培植贤良,远离靡靡之音,推崇雅正之乐。他的文章岂是徒然无用?它如同丹药,能救治国家的弊病与衰败。只可惜他投靠非主(如去齐国鼓瑟),托身之处恐怕并不合适。老吴王刘濞最终身首异处,埋骨之地连块像样的土都没有。梁孝王也因觊觎皇位而遭横祸(牛祸),几乎动摇了国家的宗庙社稷。至今留存下来的枚乘文章,读来仍让人屡屡精神振奋,豪气顿生。司马相如本质上是个谄媚之人,其清雅芬芳远愧于兰草杜若。他所作的《长门赋》文辞浮艳内容不正,迎合了君主骄奢之心而无法节制。百年之后比较贤能与鄙陋,他与枚乘的差别,何止是盗跖与大禹那般天壤之别!我友黄仲秉眼光如明月般透彻,能窥见文章精妙的义理于肺腑深处。他拈出《七发》中的箴言作为雅正的标尺,议论精妙,言辞剖析深刻。枚乘可与他并驾齐驱,而司马相如(犬子)不过是个放牧的仆役罢了。

赏析

这是一首典型的宋代论诗诗,也是深刻的咏史怀古之作。诗人张栻借评论友人读《七发》有感之机,以次韵唱和的形式,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与历史观。全诗结构严谨,先立论“读书必知书”,强调理解精髓重于博览辞藻,为后文臧否人物定下基调。接着,诗人以对比手法,将枚乘与司马相如这两位汉代辞赋大家置于道德与文章的双重天平上进行衡量。对枚乘,极力褒扬其笔力雄健(“散雹雨”)、直言敢谏(“编须笑直前”)的胆识,以及文章针砭时弊(“丹石起病窳”)的社会功用,将其塑造为有风骨、有担当的文士典范。对司马相如,则严厉批判其谄媚逢迎(“素佞人”)的人格与文风淫僻(“长门赋淫僻”)的作品,认为其赋作助长了统治者的奢靡之心。这一褒一贬,反差强烈,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崇尚道德文章、强调文学教化功能的普遍价值观。诗中运用了大量典故与比喻,如“操瑟走齐门”喻不遇明主,“刈萧培芳荪”喻亲贤远佞,使议论形象生动,避免了枯燥说教。结尾盛赞友人黄仲秉的见识(“眼如月”、“窥肺腑”),并将枚乘与之并提,既是对友人的推许,也再次巩固了枚乘的崇高地位。整首诗将文学批评、历史评价与友朋酬唱融为一体,展现了张栻作为理学家兼诗人的深厚学养与犀利眼光,是宋代学术化、议论化诗歌的一个典型样本。

注释

枚乘七发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代表作《七发》,以七事启发楚太子,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
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指幽深的房屋和清凉的宫殿,是导致寒热疾病的媒介。。
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指美女的容颜,是砍伐生命本性的斧头。。
吴梁两骄王指枚乘先后侍奉的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
横甚阚哮虎形容吴王、梁王骄横跋扈,如同窥伺咆哮的老虎。。
编须笑直前指枚乘敢于直言进谏,捋着胡须谈笑自若地向前。。
刈萧培芳荪比喻铲除奸佞(萧,蒿草),培植贤良(荪,香草)。。
远郑进韶舞远离郑国的靡靡之音(郑声),进献雅正的韶乐。。
丹石起病窳比喻枚乘的谏言如同丹药,能救治国家的弊病(窳,败坏)。。
操瑟走齐门用“齐门鼓瑟”典故,比喻投靠非其主,才能不被赏识。。
老濞竟斧砧指吴王刘濞最终在“七国之乱”中被杀(斧砧,刑具)。。
梁亦殒牛祸指梁孝王因觊觎皇位,在打猎时被牛触伤而死。。
长卿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辞赋家。。
长门赋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所作的《长门赋》。。
淫僻指文辞浮艳,内容不正。。
何啻蹠与禹何止是盗跖与大禹的区别,比喻贤愚相差悬殊。。
黄郎指友人黄仲秉。。
霏屑纷落锯形容黄仲秉议论精妙,言辞如木屑纷飞,剖析深刻如锯。。
犬子但牧圉将司马相如(小名犬子)比作只能放牧的仆役,极言其品格低下。。

背景

此诗创作于南宋时期,作者张栻是著名的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秉承儒家正统思想,强调文学须有补于世道人心。诗的创作契机是友人黄仲秉阅读西汉枚乘的讽谏名赋《七发》后有所感发,作诗相示。张栻由此生发开来,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与历史评论。他所处的南宋,外有金朝压迫,内有朝政纷争,士大夫阶层普遍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道德责任感,希望通过重温历史、品评人物来汲取治国理政与修身立言的智慧。枚乘在《七发》中对贵族奢侈生活的批判,以及他先后劝谏吴王刘濞勿反、为梁孝王出谋划策的经历,恰好为南宋文人提供了一个讨论士人出处文章功用君臣关系的绝佳案例。而将司马相如作为反面对照,则反映了宋代对汉代大赋“劝百讽一”、最终沦为宫廷娱乐工具的深刻反思。这首诗不仅是简单的唱和,更是张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借古喻今,表达其经世致用的文学主张和崇实黜华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