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饥肠慕膻腥,如渴待拾汁。
虽穷爪掌劳,不助唇吻湿。
属厌能几何,忍复贵难得。
三牺良可哀,一割倘未急。
贪夫恣糜烂,梁稻委鹅鸭。
鸾刀久纷纶,馀胾犹在羃。
宁思百亩间,功大等黔赤。
翻令杂鸡豚,就死不见白。
置食为三叹,起坐或忘帻。
若人妙箴规,隐恻鬼神泣。
由仪见古风,未使斯文缺。
药石知良医,乐饵止过客。
仁言可绅书,善应知响集。
中原 五言古诗 劝诫 劝诫 含蓄 咏物 咏物抒怀 悲壮 文人 民生疾苦 沉郁 田野 说理

译文

饥饿的肠胃向往着肉的腥膻,如同口渴的人期盼着拾取汤汁。牛虽然穷尽一生用蹄爪辛勤劳作,却并不能帮助人的嘴唇沾湿(吃到肉)。人的饱足能需要多少呢?怎忍心再去追求那难得的(牛肉)。作为祭祀的三牲之一实在可悲,那一刀宰割或许并不那么急迫。贪婪的人放纵地享用直至糜烂,把上好的粮食随意丢弃去喂鹅鸭。饰铃的刀长久地忙碌不停,吃剩的大块肉还盖在巾下。可曾想过在百亩耕田间,牛的功劳等同于百姓般重大?反而让它与鸡猪混杂,走向死亡却得不到明白的昭告。我放下食物为之再三叹息,坐立不安甚至忘了戴上头巾。何君你这高妙的规劝告诫,其中的怜悯伤痛足以令鬼神哭泣。你的诗篇重现了古代淳朴的风气,没有让礼乐教化就此缺失。规劝的良言如同良医知晓的药石,而音乐美食只能让过客暂时停留。你这仁德的言语值得写在衣带上牢记,美好的劝诫必知回声聚集般得到响应。

赏析

周紫芝这首唱和诗,不仅是对友人何斯举《戒食牛》的响应,更是一篇充满仁民爱物思想的伦理宣言与艺术佳作。全诗以严密的逻辑和强烈的情感,层层递进地阐述了戒食牛的理由。开篇从人的口腹之欲写起,用“慕膻腥”、“如渴待汁”的生动比喻,坦承食牛欲望的强烈,为后文的批判与劝诫蓄势。接着,诗人笔锋一转,以“虽穷爪掌劳,不助唇吻湿”形成尖锐对比,揭示人类欲望与牛之贡献的不对等关系,奠定了全诗悲悯的基调。 诗中核心的论证围绕牛的“功”与人的“忍”展开。诗人指出,牛“功大等黔赤”,其耕作之功与平民百姓的贡献同等重要,这是戒食牛的伦理基石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特点,说理透彻,逻辑清晰。但诗人并未流于枯燥说教,而是融入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如“三牺良可哀”、“隐恻鬼神泣”等句,悲悯之情溢于言表,实现了情理交融。结尾部分,诗人高度赞扬友人的诗作如“药石”、“良医”,能恢复“古风”,弥补“斯文”,并将“仁言”比作值得“绅书”的箴言,这既是对友人的酬答,也点明了诗歌教化讽谏的社会功能。整首诗语言质朴而有力,情感真挚而深沉,是宋代咏物说理诗中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注释

唱和,依照他人诗词的题材或韵律作诗。。
何斯举人名,周紫芝的朋友,其原诗《戒食牛》已佚。。
饥肠慕膻腥饥饿的肠胃向往(牛)肉的腥膻味道。膻腥,指肉食。。
拾汁拾取汤汁,形容渴望之极。。
爪掌劳指牛用蹄爪辛勤劳作。。
唇吻湿指人吃到肉食,嘴唇沾湿。。
属厌饱足。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
三牺古代祭祀用的三种纯色牲畜,通常指牛、羊、猪。此处代指牛。。
一割指宰杀。。
贪夫恣糜烂贪婪的人放纵地享用(牛肉)直至糜烂。。
梁稻委鹅鸭把上好的粮食(梁稻)随意喂给鹅鸭。委,丢弃。。
鸾刀饰有铃铛的刀,古代祭祀时割牲所用。。
纷纶频繁、忙碌的样子,指宰杀不断。。
馀胾吃剩的大块肉。胾(zì),大块的肉。。
覆盖食物的巾。。
百亩间指耕田。古时一夫授田百亩。。
功大等黔赤功劳等同于百姓。黔赤,黔首、赤子,指平民百姓。。
翻令反而使得。。
杂鸡豚与鸡、猪混杂(一同被宰杀)。。
就死不见白走向死亡却得不到(如鸡豚被宰杀前那样的)明白昭告(指牛劳苦一生,死得不明不白)。白,明白告知。。
头巾。。
若人此人,指何斯举。。
妙箴规高妙的规劝告诫。。
隐恻内心的怜悯与伤痛。。
由仪《诗经·小雅》逸诗篇名,内容已佚,旧说为“万物之生各得其宜”。此处借指何斯举的诗恢复了古代淳朴的风气。。
斯文指礼乐教化、道德文章。。
药石治病的药物和砭石,比喻规劝改过的话。。
乐饵音乐和美食,比喻暂时的诱惑或享受。语出《老子》:“乐与饵,过客止。”。
绅书写在衣带上(以示牢记)。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
响集回声聚集,比喻良好的劝诫会得到积极的响应。。

背景

此诗创作于北宋末年。宋代农业经济发达,牛作为最重要的耕畜,其地位在法律和伦理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朝廷曾多次颁布禁屠耕牛的诏令。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消费文化的繁荣,食用牛肉在士大夫和富庶阶层中仍不鲜见,形成了法律伦理与实际消费之间的张力。周紫芝作为一位关心民瘼、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的文人,对这种现象深感忧虑。 何斯举的原诗《戒食牛》,正是一篇针对此社会现象的规诫之作, likely 在友人间引起了讨论。周紫芝此诗即为唱和之作。诗中“贪夫恣糜烂,梁稻委鹅鸭”的景象,反映了北宋末年社会上层可能存在的奢靡之风。诗人借由对牛的悲悯,表达了对劳动价值的尊重和对生命伦理的思考,这既是儒家“仁者爱人”及“爱物”思想的体现,也暗含了对当时社会不公与资源浪费的隐晦批评。在北宋内忧外患加剧的背景下,这种对基本生产力和俭朴风尚的呼唤,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